增加人口数量重要,还是提升人口质量重要?

一直以来,关于中国的生育政策,存在诸多争议。纵观这些争议,有两个主导性的谬误支撑起了错误的观念:一个关于人口质量与人口数量的关系;另一个则关于如何看待财富的生产与消耗,以及与人口结构的关系。而这两个谬误,最终会通向一个冷酷的未来。

一、增加人口数量重要还是提升人口质量重要?

增加人口数量重要还是提升人口质量重要,这是中国人口观争论中的焦点问题。有人认为,提高人口质量,可以创造出更多财富,从而替代人口的增加。

看到“提升人口质量”这个词,一般的直观的想象是:采取抑制生育政策,减少出生,资源转而投向存量人口的素质,提升生产率,创造出更多的财富。这种想象得到了一个完美的结果:人的技能提高了,生产的财富多了,人却没多,人均财富上升,可谓鱼和熊掌皆得。

然而遗憾的是,这种静态的想法是错的。

这是因为,存量人口的中老年人口的素质,几乎是无法提高的。你不可能把这些人再塞入大学、高中。这些人要工作、生活,缺乏时间、资金、甚至学习能力去提升自己。相比之下,年轻人学习能力强,受教育程度普遍会更高,更多的年轻人,就意味着一个国家,在未来几十年,能得到更多的高素质人口,从而提升人口中高素质人群的比例。这才是动态的,也是真实的提升人口质量的途径。

所以提高人口质量,从来都不是通过对存量人口的措施在几年内完成;而是在人口的更替过程中,在几十年中,通过生育更多年轻人,并给他们更高的教育来实现的。

或许有人会提到另一种反驳,那也是“提升人口质量”另一个错误的想象:少生,可节约资源,就可以为新出生的年轻人提供更好的教育,而一旦生育率上升,有些年轻人就无法得到很好的教育。

这种假设,或许在一些失败国家可以成立,但在中国却无法成立。

经济发展,需要各种教育层次的人搭配。我记得以前做过一项简单的研究,大约在2000年的时候,得到的结论是,对中国经济发展贡献因素最大的是,小学毕业生数。显然,这与当时劳动密集的发展阶段吻合。随着中国经济发展,可能高中、大学文凭的数量会变得更加关键。但以中国现在的国家财力,家庭教育投资意愿与能力,都足以支持年轻人受到更充分的教育,足以满足经济发展结构所需。

2019年,国内新生儿数量是1100万,而2020年高考报名人数为1071万,2017年录取人数是700万。这意味着,即便人口出生率增加一倍,每年出生2000万人,即便以目前的教育投入,也足以支持33%的大学率。对任何经济发展结构来说,这个比例,都是足够了。

所以对中国而言,并不存在增加人口与人口质量之间,非此即彼的冲突关系。相反增加人口才能在更健康的人口结构的同时,更快的提升中国人口质量。

此外更大的人口规模,可以拥有更大的市场与创新网络,也能从“干中学”效应中,提高人口素质,带来更多创新。这些梁建章与黄文政的文章中已经诸多阐述,不再累述。

二,如何看待财富的生产与消耗,以及与人口结构的关系

1,财富的生产与消耗

很多人都认为,公共服务都是需要国家以及各级政府来提供。这种观点是错误的。只有在经济不发达的计划经济体制下,经济运行不畅,人的劳动积极性被抑制,才会出现严重的就业问题,以及物质财富不足问题。这个局面,看起来就像是国家在养人。国家养人的观念,潜意识中把公共资源、社会财富视为固定存量,参与分配的人越多,平均到每人就越少。这个老观念成为当下各种讨论中暗含的前提假设。

但是这个老观念也是错的。

实际上,是人自己在养自己。人干活、创造财富,消耗财富。人越多,创造得越多,也消耗得越多。就业、消费物质财富,本质上都是经济运行问题,而不是人口问题。比起60年代,中国的人口增加了,但就业率提升了、人均消耗的粮食、肉蛋奶、钢铁都增加了。而大城市人更多,但也生产出更多的财富。现在们深有痛感的所谓医疗、教育资源,也从来不是资源,而是通过人当老师、当医生,生产出来的,这仍然是一个运行问题,而不是人口问题。

2,人口结构与财富的生产与消耗

需要强调的一个简单,却被忽视了的事实是:抑制人口的政策,不会在当下减少任何老人,只会减少出生的婴儿。直到老人逐渐死去,婴儿逐渐成长,抑制人口的政策才会实现目标。所以争论的焦点应该是,在这个过程中,中国会发生什么?这才是一个动态的人口观。

这个过程中的问题,就是人口结构问题,抚养比问题,即老人与年轻人的比例问题。现在的新生儿,决定着未来的抚养比。

老人的劳动能力下降,只有更多的年轻人,才能生产出更多的财富与公共服务资源。养老的本质,就是年轻人生产,然后财富在整个国家人口中分配。显然,抚养比决定了年轻人的辛劳程度与老人的福利多寡。10个年轻人养一个老人,与3个年轻人养一个老人,显然是不一样的。

老人们积累的现金、房产等资产并不能帮到他们。

养老是一个“劳动储蓄、再次转换为劳动”的过程:人年轻的时候,把劳动变为钱储蓄起来,或变为资产放在那里,然后在年老的时候,把现金取出来,或把资产出租、变卖换成现金。注意,这个过程还没完,还有通常被忽略的一步,那就是把现金换为劳动。毕竟,所有的商品、老人所需要的医疗、护理种种服务,仍然需要当时的年轻人的劳动才能实现。

所以养老的实质,一个关键因素就是,劳动相对于资产的价格变化——年轻人与老年人的比例,可以影响资产、劳动力的相对价格,从而影响老人的相对支付能力。这就是抚养比问题的影响。

随着老人越来越多,年轻人越来越少,随着居住需求的下降,房租会下降,房子也会变得越来越便宜。另一方面,由于劳动人口的减少,年轻人、或者说劳动力的工资会不断上涨。此消彼长之下,老人的养老金,还有年轻时准备的资产性收入,比如房租收入等等,在飞速上涨的工资面前,其有效购买力都会大打折扣。这个时候,老人就会被迫出去劳动,以现在自己的劳动换劳动。这一点,正是当下韩国与日本的事实,老人很悲惨,必须出去劳动,而年轻人不足,经济运转乏力。

当下很多国人反对延迟退休,但实际情况却可能是一种悲惨的讽刺:当现在的80后老了的时候,会悲哀的发现,没有延迟退休,并不意味着60岁的他们可以不工作,反而意味着那时的他们需要费力的去找新工作。

所以人口的总量当然要控制,但是更为迫切的是人口的结构问题。人口总量要减,但前提是保持合适的人口结构。

这就像一辆车,不能急刹。中国人口一度增长迅猛,然后踩下了刹车,先不论这个刹车该不该踩,问题是这辆车遇到了上坡,自己都在掉速,这个时候,自然应该踩油门,使之保持平稳的下降。

人口的充分就业问题、城市化都是经济运行问题,这是一个可以通过制度改进,在十年、五年内解决的问题,但是,人口结构的失衡问题,却是一个需要提前20年着手布局解决的问题,事到临头没有任何办法。那么,该如何选择,就非常明白了。如果为了迁就前一个问题,而放弃甚至恶化后一个问题,到时候面临的就是一个无法逾越的国家困难。

三,隐秘角落中的冷酷未来

有人认为,老龄化率是一个问题,但要把人口基数纳入进来,考虑到人口总规模的话,问题就会更小。老龄化是一个比例概念,怎么会和总量有关呢?梁建章先生都在文章中加以解释:“人口基数大,年轻人固然多,但老人的数量也多了”。

不过,这两个概念在理论上没有关系,在实际上的确有关。在这个人口争论中的隐秘角落,藏着一个冷酷的未来。

中国的一部分老人,比如农村老人,低收人群的老人,将会承担老龄化的代价。当他们的子女,为了生计而在大城市忙碌的时候,他们缺乏照料,缺乏医疗投入,实际消耗财富下降,寿命也随之下降。沿着这个路径,可以减低了中国老龄化的负担。实际上中国人平均寿命73岁,但有城乡差别,城市的平均寿命是76岁,城市女性的平均寿命甚至达到78岁。而农民的平均寿命只有69岁。如果中国人的整体平均寿命减少,城乡差别拉大,中国的老龄化问题,可以很大程度上减轻。

不要以为这种解决老龄化的方法,仅仅用在农民身上。在北上广深,在大城市的现在25-50的城市中产,那怕家庭年收入丰厚,但只要无法承担让父母搬到自己所在的大城市养老,某种程度上,他们的父母必然会疏于照料,也就一样的承担着这个代价。同样的,当下的青中两代人老了,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。而中国的老龄化来得越陡、越强烈,则承担代价的老人越多,所承担的代价越大。

举一个简单的例子,当年轻人越少,保姆、护工费用就越贵,更多老人接受的照料会下降,就会导致寿命下降。在医保系统中,年轻人的数量越少,老人的医疗费缺乏更多的年轻人来摊薄,每个人得到的医疗投入就会更少,这也必然导致寿命下降。

那么准确的说,老龄化率是一个问题,但要把人口基数纳入进来,考虑到总人口中,有大量农村、低收入群体、低社会阶层老人的话,那么老龄化的问题就会变小,甚至或许就不是一个问题。如果中国老人的寿命降到70岁,中国老龄化问题,就会大为缓解。

简言之,这种系统性的弃老,可以解决中国的人口结构问题。或许从国家层面来说,这是最好的办法。但是,这是中国人愿意看到发生在自己父母,以及自己身上的一幕吗?这才是中国人口问题中,最深也最灰暗的隐秘角落。回避这个晦暗的未来,唯一的办法,就是保持更健康的人口结构,简而言之,刺激生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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